饶有兴味地说：“既然你也知道，还敢提到救市。还敢提恢复北洋公债的价值。难道你刚刚说的不需要北洋军战胜南方叛军就能挽救北洋公债？”
“这怎么可能呢！”江帮主说。
卢督军略有些意外，不过他对这个回答却没有质疑的意思，反而点了点头，似乎兴趣变得浓厚了许多，说：“那你要怎么办呢？”
“金融市场的规律是不会因某个人的意志而改变。”江帮主说道：“就是前天，北洋公债为什么你逆势上扬？那时，北洋军在岳州虽然岌岌可危，但是北洋军在向湖北的荆、襄却是在进攻。并攻入襄樊，攻克荆州！……”
前天，南方公债忽然跌落，江帮主后来翻看了不少情报才理出清晰的头绪。当时的北方主战派不断地向冯国璋施压力，皖系政客们放出一个空气，说是如果冯国璋坚持不下讨伐令，皖系即以非常手段对付冯国璋，不待新国会成立，即由临时参议院通过议案，迎接黎元洪复任大总统。这个威胁相当有效，冯国璋于是想出一个敷衍办法，是在王占元的困难环境中，找出一条解除自己困难的办法，企图把南方的“全面讨伐”压缩为“局部讨伐”，把主战派对南方讨伐的一股热流引导向荆、襄一隅之地，使大事化小。不过他仍然不想采用“总统命令”，于是以参陆办公处奉大总统谕对前方军队发出电令：“凡抗命者均以土匪论”。他采用这个方式，对南方也好交代，因为荆、襄自主军本来不是属于西南方面的，而是地方上的抗命部队，北军进攻荆、襄只是剿匪行为而不是对南用兵。这一来也解决了王占元的困难。
冯国璋这人很纠结又矛盾，又怕桂系误会，所以通过陈光远向桂系解释，荆、襄问题是湖北内部问题，又叫王士珍向岑春煊解释：“局部讨伐令决不会影响南北的和局。”
为了答复陆荣廷请岑春煊为南方议和总代表的电报，他拍电给岑春煊，邀请岑到北京利他磋商南北和平问题。这是冯国璋在主战派压力大增后的挣扎。
但是，主战派倪嗣冲接受段祺瑞智囊徐树铮的邀请到了天津。在他的鼓动下，16省区的军阀联名通电，反对“局部讨伐”，坚持全面讨伐。倪嗣冲、张怀芝、张敬尧联名提出罢免李纯。卢永祥也提出免除李纯“调人”的责任。徐树铮懂得利用倪嗣冲，让倪到天津来火上加油。
李纯成为段系攻击冯系时的受罪包，段系把一切怨气出在李纯身上，李纯一连发出三个电报请求辞职，他在最后一次电报中愤慨地说：“反复矛盾之所为，君子所耻；而进退出处之际，古人所难。二者不可得兼，则宁牺牲其所难，而决不容忍迁就以忘其所耻。既知任重力微，即当洁身远行。并非避嫌负气，不过行其所安。”
针对天津的16位主战派通电，西南方面由唐继尧，程璧光、伍廷芳、谭浩明、刘显世、莫荣新、李烈钧、程潜、黎天才、陈炯明、石星川、熊克武12人联名通电，对北京政fu在发布停战布告后又派出两路征南军司令，参陆办公处发出进攻荆、襄的电令，以及起用大段、小段，利用刘存厚扰乱四川，利用龙济光扰乱广东的种种挑衅行为，提出了严厉质问。陆荣廷在这电报中未曾列名。
冯国璋的局部讨伐，是想大事化小，避重就轻，既让主战派出了一口气，又让西南方面没有受到进攻，把战争局限在荆、襄一隅。想不到既不能取得西南的谅解，又不能满足北方主战派的要求。主战派坚持必须以总统名义正式发布对西南的讨伐令，不然他们就不管有没有令都要讨伐。并且宣布与北京政fu脱离关系。
冯国璋身边，王士珍一无主意，只是求去，也不愿战，又不敢和；新任陆军总长段芝贵则在国务会议上催促即下讨伐令。北京内外盛传徐树铮正部署要召奉军入关，要在北京发动政变。冯国璋面临一个严重的抉择，或是顺从主战派的意见，下讨伐令；或是放弃总统。
最后，冯国璋自己不出面，仍令参陆办公处回答主战派说：“各军先行，战令随发。”并说讨伐对象可以扩大到国民党，第二路军可以开到闽粤边境作战，但在湖南方面不要进兵，以待桂系自动取消自主。主战派气焰迫人，坚持“全面讨伐”，要桂军先退出湖南，同时坚持讨伐令必须及时发布，冯国璋答复说：“你们在湖南打了胜仗再下讨伐令不迟。”主战派说：“不先下讨伐令，岂不是师出无名？”
于是皖系主张“先下令后出兵”。直系主张“先出兵后下令”。大家在这问题上兜圈子，纠缠不清。
那时候，南北都在谈，但是前线还是开始了摩擦，陈潜甩开桂系对岳州动手，北洋军主战派也毫不示弱的向荆、襄进攻。当时北洋君进攻兵力的分配是：襄樊方面第三师吴佩孚部在东，南阳镇守使吴庆桐部在北，分两路进兵；荆州方面，吴光新部李炳之旅经长阳、百羊从西面进攻，王占元派第十八师王懋赏在潜江，第三混成旅卢金山部在监利从东面夹攻。
荆州自主军无力抵抗，谭浩明在湖南坐视不救，且制止湘西民军前往救援，所以吴光新军轻而易举地攻入荆州。襄樊方面也很少战斗，第三师第五旅旅长张学颜部同时也攻入襄樊。
“督军，”江帮主最后道：“公债要挽回颓势，战场上就得打胜仗！”
“说来说去，只有前线的捷报才能救市？”
“的确如此！”江帮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