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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亦任东风起蛰雷

消息,送来了一份“程仪”,整整五百两。孙元起也没有推辞。

    韩蘧、顾之麟他们本来要送孙元起上火车。孙元起摇摇头:“你们都回去上课吧!这样,我走也放心。”学生拗不过老师,只好送到门口。等孙元起上了马车,学生们都跪在身后。孙元起冲他们挥了挥手,马车开始向前走。不知是赵景惠还是宋景尧哭出了第一声,顿时后面一片呜咽。坐在车上的孙元起就听见刘斌大声喊道:“先生,你可早些回来呀!”

    老佟、老郑和孙元起坐在一辆大车上,听了后面的哭喊声,都感叹说:“瞧瞧那群学生,就知道孙先生是个大好人哪!”

    孙元起想起后世相声里的一个笑话,便说出来:“有个人去世,听到消息,街坊邻居哭成一片:‘这么好的人啊,死晚了!’”

    老佟、老郑听了,噗嗤一笑,黯然的别离氛围顿时冲淡了不少。

    1900年5月29日,孙元起踏上了开往天津的火车,同日到达目的地。然后买票,准备在6月2日搭乘“杰拉尔德号”邮轮,远渡重洋。

    就在第二天,1900年5月30日,军机大臣、刑部尚书、兼管顺天府事赵舒翘,顺天府尹何乃莹上奏说:“拳会蔓延,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统以将帅,编入行伍,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敢之气,化私忿而为公义,缓急可恃,似亦因势利导之一法。”这样的意见,代表了当时一部分顽固大臣的主张,他们想利用义和团的力量来对付外国侵略者。然而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直隶总督裕禄等,却连电清廷,主张加紧镇压拳民,以免列强干预。

    同日,各队以保护使馆的名义,由天津陆续开抵北京,进驻东交民巷。到6月8日为止,约数千人的军队到达北京。为了阻止侵略军继续进驻北京,义和团开始拆毁京津铁路,切断京津电报线,并与前来镇压的清军发生很矛盾:一方面痛恨侵略者,希望八国联军战败,另一方面又希望康格先生、丁韪良先生能够平平安安;一方面希望义和团能取胜,一方面又对义和团仇视铁路、电线等西方科技产物颇有微词。如今,躲在与世隔绝的轮船上,再也听不到任何消息,仿佛游离于这个世纪。这个时候,才能静下心,思考一些问题。

    在上船后不久,孙元起就借来剪刀和镜子,把自己在清朝留了很长头发剪短,初级尝试,剪得犬牙交错、参差不齐。又穿上自己初来清朝时候的西服、衬衫、领带,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只是略比原来忧郁些,也苍老些。仿佛瞬间穿越了时光,又回到了自己的世纪。孙元起呆呆着盯着镜子,竟然痴了。

    因为义和团运动的影响,邮轮上大多数都是撤回国的侨民和传教士,作为黄皮肤、黑眼睛的孙元起,反而成为了人群中的少数。当然,孙元起不认识船上的任何人,也不用顾及很多东西。

    在邮轮在海上平静的航行时,孙元起一个人坐在甲板上,手里拿着纸和笔,规划自己在美国的行程:首先邮轮到旧金山,然后到耶鲁大学,耶鲁大学貌似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市,只是不知道康涅狄格州在美国东部的什么位置;接着到美国化学会,对了,美国化学会在哪儿?算啦,到时候再决定去不去那儿吧。卢瑟福所在的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是一定要去的,不过也不着急,毕竟还有漫长的六个月。六个月是够漫长的,只怕口袋中的钱不够。想到这里,下意识的摸摸自己口袋里的美金,那是在天津时候兑换的,几乎是自己的全部家当。对了,可以写论文赚钱,这可是自己的杀手锏。

    来回想了几回,又开始筹划未来要写的几篇论文:德布罗意波、矩阵力学、薛定谔方程,如何?嗯,德布罗意波是个不错的主意,简单明了。另外呢?解释氢原子的光谱?这样的话,原子结构的跃迁假设和角动量量子化似乎得更早一些写出来……

    二三日,船很快到了日本横滨,需要加水、加煤,很多人下船,也有人趁机下船闲逛。孙元起不会日语,且人生地不熟的,不好随意走动,只有拜托熟悉的船员和自己一块儿下船,去买几件换洗的衣服以及日用品。

    横滨是日本很早开埠的海港,对于招待来自各国的顾客显得得心应手。比如,在商店里面,美元也是可以通用的。孙元起想要买到的西服、衬衫、领带,在大清只有几家洋人开的店,需要量身定做。但在这里,架子上挂满了成衣。大约这些衣服都是为洋人准备的,像身高一米七八的孙元起,并不难挑到合适的。反而是适合日本人身高的小尺寸没见到几件,难道日本人都是定做的?孙元起也没有问。

    在横滨走了一圈,又回到船上。要孙元起说在横滨的感受,毫无疑问,就是那种蓬勃的气象,无论是商人、顾客,还是孩童,每个人脸上都有一股子朝气,和西面那个老大帝国的迟暮形成鲜明对比。

    孙元起坐在甲板上,望着岸上的日本,心中在想一个沉重的问题:为什么中华民族没有在全世界变化最剧烈的时候,没有把握住发展的最重要时机呢?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近现代国家崛起的,也是翻身的绝佳机会。中国在这两场大战中,都处于战胜国的地位,却没有从中获得任何实际的好处,平白地为他人作嫁衣裳。之后,还要经历一系列动乱,才有飞速发展的三十年。三十年,中国终于跟上了世界的步伐,可惜在很多领域丧失了话语权。为什么这三十年的飞速发展不能提到二十世纪初呢?这样的话,中国会不会走上另一条路,从而崛起成为世界强国,使得几代人提前过上幸福生活呢?

    不行!孙元起摇摇头,姑且不说现在的中国积贫积弱,以及外有强敌,内有庸主,关键在于现在民智未开,对于国家的认识还处于蒙昧的状态,只满足于吃饱穿暖的小农生活;政治制度极端腐化,基本的政令都不能上传下达;科技落后,大多数国人甚至意识不到科技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啊……

    这些,归根到底是教育的落后。比如现在的中国,还在举办科举考试,学习的是四书五经,考的则是八股文。本来,戊戌变法时要在全国推广西式中、小学的,结果因变法失败而流产了;作为硕果仅存的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所大学,现在还因为义和团运动而停办了。这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恰遇出你的困惑吧,孩子,上帝对于人类的指示都记载在《圣经》中,现在由我来陈述给你。”

    “什么,上帝对于人类的指示都记载在《圣经》中?”孙元起不是要和他打嘴仗,只是随便反问一句,以表示自己在“认真地”听他说话。

    “是的!”传教士笃定地回答道,他举起《圣经》手臂正好挡住斜射过来的夕阳,迎面看去,很有几分圣洁的色彩,“上帝所说的,都记载在《圣经》中,指示你所当行的事。”

    孙元起心中一动,向传教士借过《圣经》,在夕阳的光辉中闭上眼睛,默默静心一会,然后左手随意翻开一页,右手的食指在纸面上一点,睁开眼,却是《创世纪》中的一句:“拉班带领他的众弟兄去追赶,追了七日,在基列山就追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