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们本来想趁着溥伦弹劾私立经世大学的由头，大闹一场，以期达到废除学堂的目的。结果看到最先上奏折的周树模，被发配到瘴疠之地广西上林为县丞，顿时偃旗息鼓。至于他们心里是怀着“死道友不死贫道”的想法，还是另有图谋准备东山再起，这就不是孙元起所考虑的了。
在这一场偌大的风波虎头蛇尾草草收兵之后，孙元起怀着复杂的心情，在学校门口的绿地上，竖起一座日晷，底座上镌刻着杨守敬手书的四个擘窠大字：行胜于言！
“是的，行胜于言！”
在日本东京都弘文学院的一处僻静小亭子内，一位年轻的小伙子用浓重的吴越方言，铿锵地对着周围二三十位绍兴同乡说道。觉得意犹未尽，又补充说道：“自嘉道咸同以来，我中华即有被东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瓜分的危险，我中华民族时时面临着被灭亡的危机，而旧文化的陈腐窳败已充分显露。救亡图存，乃是我辈最应当考虑的问题。如何去做？行胜于言！怀有救国救民壮志的青少年，应该不顾俗人们的奚落和排斥，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去探求强国新民之路。而不该在国内日日诵读四书五经，笔墨余暇，坐而论道，说几句牢骚话！”
“豫才君，你先是就读江南水师学堂，再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如今又来日本游学，怕也是抱着探求强国新民之路的志向吧！”边上一位浙江老乡打趣道。
原来，最先发言的青年，就是我们后世熟悉的鲁迅——哦，对了，在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之前，世界上还没有“鲁迅”这个人，只有一个叫做周树人的年轻小伙子。他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远远没有堕落到尖酸刻薄、“看几篇不实报道，写几篇骂人文章”的地步。
周树人没有回应友人的打趣，继续说道：“我等读书人，舞不动刀枪，造不得炸弹，如何救亡图存呢？敝人虽然坚决反对维新派的保皇立场，但对梁任公提出的新民说却非常赞成。要拯救我中华于危亡，必须改变中国国民愚昧落后的精神状态。这就涉及到国民性改造的问题。在改造国民性之前，我们要弄通三个问题：首先，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其次，我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最后，它的病根何在？只有明白这三个问题，我们才能予以匡扶和补救！”
周树人的同学兼好友许寿裳在一旁接话：“我觉得，无论如何匡扶补救，其落脚点终归在教育一途。如果以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教育和清政府的官办教育相对比，我们就可以发现，清政府的教育是尊古的、停滞的。即便现在大江南北推广孙百熙所编写的教材，内容和思想都是道：“我的志向是学医。年少时，父亲得了病，虽然开方的都是名医，诊金很高，但病却日重一日，终至不起。看着父亲的不治而死，给我留下长久而苦痛的记忆。后来到南京读书，接触到西方医学知识，总想起以前父亲吃药的药引子：同巢的蟋蟀，结了子的平地木，打破的旧鼓皮，经霜三年的甘蔗……便觉得，中医不过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子。此次来日本游学，从历史书上得知，日本的维新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引进。所以，我准备学好医学，回国医治像父亲一样被误的病人，同时也借以促进国人对于维新变法的信仰。文学，还是算了罢！”
许寿裳见好友的志向已决，也不再多劝。
周树人还是选择学医，估计还是去仙台医学专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