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一章 藤原彰的自述（一）【修】
我出生于1922年，在日本近代历史上，这是一个以和平与军备控制而广为人知的年份。( )在这一年的2月6日，海军军备条约在华盛顿签字。3月25日，日本国会的众议院通过了由各党派共同提出的缩减陆军军备的建议案。日本陆军迫于这一内外形势，也于8月11日发表了包括缩减兵员定额7万人的第一次缩减军备方案。在那个年代，反战与和平成为时代的风潮，而日本军部却把这一时期称为最恶劣的时期。
我的父亲是日本陆军经理部的军官，当时的职务为一等会计，在驻扎于青山的日本陆军第一师团服役。我们家位于东京府北丰岛郡西巢鸭町的一个被叫做植木屋的地方。我的父母于1921年结婚，租借了植木屋的主要房屋旁边的一所小房子，把这里作为新居，并在这里生下了他们的长子——我。1923年，我们也是在这个家里遭遇了关东大地震。
我是我们家里的长子，在我下面还有三个妹妹，一共是兄妹四人。因为正好是处于军备控制后的紧缩时期，父亲的晋升较慢，加上家里孩子又多，所以家庭生活也较为清苦。至今我仍然能够回忆起童年时代许多节衣缩食的生活往事。到了上学的年龄，我进入了刚刚创立的中野本乡的寻常小学，成为该校最早的一年级学生。
我刚上小学的时候，日本正处于经济大萧条的时期。1929年7月，取代田中内阁上台的滨口雄幸内阁虽然实施了财政整顿、军备控制等政策，但在当年10月仍然遇到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日本社会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即使是都市中的私立小学也不能避免经济危机的影响。因为家庭生活困难而没有带盒饭上学，有的同学在午休时上街闲逛，有的同学干脆休学去干活，我的好朋友石山君就成了给文具店打工的勤劳少年。所以，父兄会为吃不饱饭的孩子们发放食品，市政机关也为没钱参加休学旅行的学生提供经费。
我升入小学三年级的第二学期，就发生了柳条湖事件。日本突然进入了长期战争的年代。在学校每天早晨举行的仪式上，校长都要向全体师生介绍满洲的战争情况，这已经成为了学校的惯例。
就像当时日本国内所有的普通少年们一样，我也是在军国主义的氛围中接受了初等教育的。但如果说我与其他人有什么不同的话，那恐怕就是我比一般少年更早地开始阅读大人们阅读的小说。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曾看到母亲和一个除了亲戚关系之外还有其他什么渊源的、从奈良县来的女性皱着眉头使用差别用语说话。听到她们的话以后，我就问她们在说什么事，她们说小孩子没有必要知道，接着就把话题转移了。所以有一次，当小学的老师对学生们说，不管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的时候，我就问老师那种差别用语的意思。广岛县出身的橘和清一老师稍微沉默了一会儿说：也许你可以读一读有一位叫做岛崎藤村的著名作家所写的一部小说《破戒》，你试一试读完了这部小说之后再告诉我吧。于是，我从父亲的书架上找出了那部小说，虽然是很辛苦、很费劲地才把它读完了，但也因此而了解到，在这个一如往昔地冷漠无情的社会中，存在着毫无道理的各种差别。从此以后，我的心就深深地被阅读小说的趣味所打动了。
在进入中学的入学考试之前，按照重视体育的父亲的意见，我选择了东京府的府立六中。府立六中的开学是在1935年4月，这个学校有很多军人子弟，是以军国主义教育而闻名的学校。校长就是后来当上了府立高中校长和满洲建国大学校长的精神主义者阿部宗孝。新生入学后，除了全套的教科书之外，还需要购买《明治天皇御制集》(即收集了天皇所作之短歌的诗歌集)。学校每周要从天皇所作之诗歌中选出一首，在每天早晨的仪式上，让全校学生齐声高唱这首天皇的诗歌。接着按照“默想”的口令，我们都必须闭上眼睛沉思默想。与此同时，学校的“兴国之钟”轰然鸣响。所谓“兴国之钟”，就是在日俄战争的日本海大海战中，日本海军联合舰队旗舰“三笠”号所使用的时钟。校长特意请求海军转让给我们学校，作为学校的宝贝，并为这座漂亮的钟修建了塔楼。但学校只有在正式而隆重的典礼上，才会真正地敲打那座从军舰上转让来的钟，而我们每天默想时学校所敲击的钟，只不过是另外做成的仿制品而已。
中学入学考试结束后的1935年3月，由于陆军的定期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