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沐虚年五岁时，刘彻便为他延请了六艺蒙师，为其开蒙，饶是入了宫邸学舍，他的君子六艺仍是由这六位师长分别督导。
眼见他已虚年十三，再过年余便要束发，不管他是否会如后世少年般迈入所谓的叛逆期，行动力必定愈发彰显，也必将愈发不愿受人管束。
有道是，名不正者，言不顺。
刘沐虽是尊师重道，对六位恩师执弟子礼，然六人不同的身份，决定了他们对刘沐的督导有所不足乃至顾虑。
袁盎和卫绾年事已高，精力大不如往昔，又与刘沐存在着较大的代沟，刘沐对他们尊敬有余，却不甚亲近；卓文君是女子，且身为大长秋，乃皇后属官之首，与刘沐亲近有余，严厉不足；刘乘的亲王身份，更注定他会下意识的避免得罪未来的皇帝。
唯有身为中郎将的赵立和李松，每日晨昏皆轮流督导刘沐习武，端是风雨无阻，八年多来，既与刘沐颇为亲近，该动手时却也毫不手软。
习武，说着容易，实则夏练三伏，冬练三九。
鲜少有父母会亲自教导儿女习武，唯恐不忍见儿女吃苦受累的惨状。
武课教习，更鲜有慈眉善目者，刘沐能坚持多年习武不辍，更因他每每有怠惰之心，赵立和李松反会更为严厉的操练他。
男人间的情义，多半是打熬出来。
刘沐虽是脾性暴烈，然绝非气量狭小之人，恰恰相反，崇尚武勇之人多豪爽，加之愈挨揍愈皮实，靠着赵立和李松教授的武技，横压诸多同辈，更让他对两人颇为信服。
然赵立和李松终究受限于身份，除却教授刘沐武课，余下的课业是不宜教导的，尤是涉及政务时，他们身为左右中郎署的主官仆射，皆会谨守分际，刻意避嫌不闻。
郎卫，执刀兵，守殿堂，宿卫宫禁，随扈天家，妄图涉入国政，乃取死之道！
太子六师，皆受限身份，难以尽心督导辅佐，故更为“名正言顺”的太子二傅不可再悬缺下去。
“朕已于太尉议定，由他出任太子太傅。”
刘彻顿了顿，复又道：“太子少傅之职，朕欲交托于你，你可愿出任？”
赵立闻言大惊，却止受宠若惊的“惊”，更是猝不及防的震惊。
论及本心，他实是不太愿意的，倒非不屑太子少傅之位，恰恰相反，太子少傅的地位可比他现下的右中郎将高得多。
太子二傅虽可视为太子属官，然其地位超然，相较完全接受太子指派的太子詹事，太子二傅无疑地位更高，官秩也更高，远超太子属官的形制。
太子太傅，秩万石，位同三公；太子少傅，秩中二千石，位同九卿；太子詹事，秩二千石，位列诸卿，比太子少傅尚都低了半阶。
别小瞧这半阶，所谓九卿者，视之为大卿，放在后世华夏，等同副国级大佬，其余诸卿约莫就是高官，想迈过这道门槛实在太难。
尤是外朝官，要攒够资历和政绩，在严谨的官僚体系历练完整，步步升迁，才能、品性、机遇皆不可或缺，又幸得蒙皇帝信重，才有机会晋任大卿，更遑论位列三公。
难，难，难！
太子二傅的实际职守，论及汉初数朝，却又因具体状况而略有不同。
远的不提，只提汉帝刘启在位之时。
栗太子刘荣，其太子太傅为窦婴，其时窦婴官居太尉，为了避嫌，故只负责督促和教导太子，更具体的太子府事务交由太子少傅负责。
刘彻为太子时，其太子太傅为卫绾，太子少傅为直不疑。
直不疑真正的官职，实是中大夫（后改为光禄大夫），乃是汉帝刘启的首席幕僚，之所以让他出任太子少傅，只为使他仪同“大卿”，代表皇帝行事更方便。
卫绾的太学祭酒之职反倒清闲，且不涉军政，故太子二傅的相应职守反是他这太傅主要负责。
现今皇帝刘彻选定的太子太傅郅都，亦官居太尉，故循前例，是要尽量避免直接涉入太子府具体事务的，太子少傅的职守无疑就很重了。
换句话说，太子少傅就不能如昔年的直不疑般，只挂名不干事，毕竟太子刘沐可不似父皇刘彻般“生而知之”，且随着年岁渐长，主见愈多，威势愈盛，寻常人镇不住，更不敢约束。
赵立虽是武将出身，然在遗孤内院时学业优异，且教授刘沐武课多年，本就有颇为身后的师徒情谊，刘沐对其也是颇为敬重的。
郅都和赵立对皇帝刘彻更是忠心可鉴，无须太过忧心两人会撺掇太子抢班夺权，赵立主掌事务，郅都为之把关，刘彻自可放心。
只不过……
赵立这右中郎将的官职，必得卸下，无论皇帝刘彻多么信任他，同时兼任太子师和郎署仆射的先例都不能开，免得后人依循，贻患无穷。
不是每任皇帝都能如刘彻这般英明强势的，妄图擅权乱政的贼子更不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