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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衙，大堂。樊文予端坐堂上，县丞李序南、主簿王进，还有曹典史等一一正襟危坐于左右。
当然，其中也少不了仲逸与沈尘。
众人入座后，樊文予轻轻嗓门道：“诸位，前几日城中宋家失窃案还在调查中，昨晚城东的赵家又现窃案，行凶之人竟肆无忌惮地在现场留下信条。县衙就在城东，事发之地距离县衙隔墙可望，是可忍孰不可忍？”。
樊文予飞快扫瞄左右一眼，而后斩钉截铁道：“事已至此，本县要剿灭这些山匪，给全县百姓一个交代”
“樊大人，城中接连发生两起大案，破案迫在眉睫，可下官觉得这赵家之事似有蹊跷”，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县衙里仅次于樊知县的二号人物——县丞李序南。
李县丞环视四周而后继续道：“赵家被盗后，行凶之人却留下了信条，这又是为何？我们假设是同一个或一伙人所为。若凶手一贯如此，那他完全可以在宋家行窃时候就留下同样的信条。若凶手无此手法，那他为何单单要在赵家留下这两样东西呢？”。
“对，在下也有同样的疑惑”，典史曹正站起来，他接着李序南的话继续道：“且宋家与赵家两起案间隔的时间太短，按常理，行凶之人应是消停一阵子，等过了风头之后再动手才合理啊”。
县丞居八品，典史无品阶，县衙主要的官吏当中还有一个九品主簿，见众人各抒己见，王进只得说道：“如此说来，宋赵两起失窃案要么非同一人所为，要么赵家失窃案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典史曹正，管着治安缉盗，但威望与沈捕头相差甚远，不过他从不计较这些。主簿王进老成持重，平日话不多，但也不管事。县丞李序南，三人中年纪最小，却品阶最高，此人科举入仕，文笔非常了得，平日里读书写字，诗词歌赋样样精通，政事却也从不懈怠。
此三人在蠡县县衙的作用至关重要，相对于樊文予，他们仨往往能对某争执能达成一致，因其在县衙时间之久，对当地的实际情况了如指掌是三人的共同之处。
樊文予不再说话，他漫不经心的盯着茶杯中的慢慢飘起而又缓缓下沉的片片茶叶，他似乎非常有耐心，心里却在盘算着：今日这三人竟如此齐心？非要给本县难堪？
樊文予将话题引向沈尘这位原本无权发言的小吏身上：“沈捕头，站在那里干嘛？怎么说你也是衙们的人，再说这缉拿盗贼本就是你的职责，说说的意见？”。
同样是县衙的老人，沈尘自然知道这两种意见背后是何种较量。
匪患问题，沈捕头确实是有口难言，几乎每个县都会遇到，大家习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县衙中有人与他们有瓜葛是不争的事实，是故所谓的“剿匪”也就是敲打敲打，根本伤不了元气。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知县大位易主，新来的樊县令想立威，与原先的官员有冲突很正常，但作为一个捕头，若非特殊情况，他既不敢得罪知县，更不敢远离其他根深蒂固的其他官员。
但是，至少在对山匪动真格的这件事上，他认为樊县令的做法是对的。当然，还有一点就是仲逸，罗氏兄弟已将他们在牛头山的遭遇告知了自己，沈尘觉得这位仲先生对剿匪是双手赞成的。
所以，隐忍多年的沈尘决定这次决定冒冒险，他不是向着樊文予予仲逸，于公于私，他都应该说句公道话。
“樊大人，各位大人，此案件确有疑点，但在下认为既然现场发现信条，我们就可以查查，牛头山的山匪为非作歹并未一朝一夕，就连前段时间仲先生与罗氏兄弟都被绑上山，更何况于普通百姓呢？”。
沈尘望望樊文予，很明显这位知县大人很满意他的主张，于是他继续道：“即便这两起案件不是牛头山所为，我们也可借机整治匪患，更何况目前没有别的线索，调查毫无进展，我们何不以此为突破？至少也是个查案的方向”。
沈尘话音未落，樊文予便立刻起身道：“好，好好好，沈捕头所言极是，此事吵得沸沸扬扬，县衙再无行动，那会被百姓耻笑，衙门的脸面何在？官威何在？”。
最后，樊文予终于下定了决心：“本县心意已决，剿匪之事刻不容缓”。
当两方相持之时，第三方或外来的力量往往显得尤为重要，甚至可巧妙的扭转局面。
此种场合，作为一个幕僚来说当是多听少说，而一直未言语的仲逸却在心里再次感谢着这位沈大哥：此言恰到好处。
县衙终究还是知县说了算，如此商议也只是不为以后掣肘，如此几番争执，终于有了结果。
看到众人低头静默，樊文予也不予理会，他继续道：“本县决定直取牛头山，此次本县亲自前往，李县丞、王主簿留守县衙，处理日常事务，除了必要站班的衙役外，其他人马均随本县一起上山”。
随着樊文予一声令下，仲逸的“一脚”终于是踏进了牛头山。
县衙中有官、吏、役。官吏在吏部在册可查，差役无定额，且难有升品进阶机会，如遇紧急情况可临时组调杂役。
快班缉盗刑捕，壮班征粮纳税，皂班升堂站立打板，只是各地按实际情况不同，人数不一。
如仲逸报仇之心重于破案一样，樊文予立威重于剿匪才是真目的：此次大动干戈当是深思熟虑，而绝非心血来潮。
黄昏余光之下，一队人马穿行于乡间小路，官有官服，役有役装，长矛在手，腰跨刀剑，全副兵器，百人之余的人马，三组而行，沈尘带人牵头，曹典史紧随其后，樊文予率兵殿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