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匮乏之时，人才的争夺战，早从人才培养的初期，就已颇为激烈了。
譬如齐地东郭氏，随着东郭咸阳脱商入仕，一步步登上丞相之位，即便东郭本家将族业散尽，嫡系子弟不再操持商贾之事，皆分由支脉旁系掌管，然是打断骨头连着筋，齐地官员不可能完全无视东郭咸阳的影响力。
或许，齐地官员不敢以权谋私、官商勾结，不至为拍东郭丞相的马屁而渎职舞弊，然在不触犯律法的前提下，多多少少是会为齐地东郭氏行些方便。
古往今来，官府但凡稍开方便之门，商贾行事就已足够方便了。
此等人情世故非是华夏独有，后世甚么皿猪滋油的欧美诸国，亦不鲜见，这就是社会现实，没甚么好讳言的，提出批判也无疑是弱势者的哀嚎，于事无补，倒不如强大自身，力争上游。
齐地东郭氏的族业愈发兴盛，遍及种植、煮盐、织造、航运、造船等诸多行当，光靠购买外族奴隶，显是无法支撑，毕竟朝廷和官府政令严苛，绝不允外族奴隶触及律法限定的制造工艺，只准从事繁重的低端劳作，故商家即便购买再多的奴隶，缺工荒仍是颇为严重。
临淄书院创设在即，东郭氏作为齐地首富大族，自不吝于捐赀助学，除却能获得官府褒奖和民间声望，谋求与临淄书院产学合作的资格更是首要考量。
在皇帝刘彻的授意下，太常卿刘买对各处书院的办学思路和章程颇为灵活，特意征询各地商家的人才需求，举例来说，临淄书院因所在濒海，设立了航运相关系所，而位居燕北的常山书院，周围别说海洋，就是湖泊河川都少，压根就没打算开设航运课业。
在此等情形下，如齐地东郭氏之类的豪商，为获取人才，自然会向本地的书院大举捐赀，且不说日后更便于延揽适宜自身产业发展的人才，光为防止齐地人才外流，就足以让他们不吝为此投入重金。
一方地域的底蕴，就在人才的汇聚与积淀，华夏自古极重文教，根植本地的世家大族，不提对家乡是否爱得深沉，单是为了延续自家传承，都会颇为重视当地文教。
遥想群雄逐鹿的战国乱世，秦楚虽强，却为何始终被中原诸国鄙夷为戎夷之国？
无非就是底蕴不足，人才积淀不厚，若无六世秦君招贤，岂有始皇帝**诸侯的伟业？
二十处书院，分居二十郡国，办学政令颁布不过月余，从民间获取的捐输就高逾百万金，大大缓解了国库的支出压力，使得刚接任大农令不过半年的孔仅稍稍松了口气。
皇帝刘彻亦觉大出意料，欣喜之余命各地官府褒奖捐输助学者，且亲自勾批呈报的名册，赐下了数百爵位。
这倒不算得鬻爵之举，诸御史也未纠劾皇帝此番行事，盖因陛下赐的皆为低爵，得爵者虽可免役，却难以荫妻蔽子，世代承袭，更无“大夫之尊”。
对不少商贾而言，低爵也是颇为重要的。
商籍之人的政治地位实在低下，车马和服饰的形制，甚至不得高于贫寒士人，若有爵位在身，哪怕是二十等爵中最低的公士，都足以让册为商籍的豪商巨贾们挺直腰杆子了。
在皇帝刘彻看来，爵位也就是那么回事，只要世袭高爵不泛滥，不降低其重要意义和含金量，低爵封了也就封了。
后世的欧洲王室，甚么海盗、土匪可都不吝于封爵，连个足球教练都封了勋爵，与之类似的汉室低爵无非就是带有鼓励性质的头衔，又没封地，没必要上纲上线到“鬻爵敛财”的程度。
当然，想要获取世代承袭的高爵，得以荫妻蔽子，开创世家，还得用政绩用军功来换，这是原则问题，也是秦汉二十等军功爵的设立初衷，早已垂为定制，不是皇帝想赐爵就赐爵的。
即便宗室子弟，若非王侯嗣子，也不是随便就能得赐爵位的，若无有功绩，数代下来也势必没落，譬如汉末那位刘皇叔，说是中山王刘胜的后裔，也只能靠织席贩履谋生。
皇帝也有穷亲戚，若自己不争气，皇帝也照应不过来。
书院，赋予了寒门子弟改变自身命运的良好途径，庶民不肯付出努力，自然无法力争上游，就莫叹世道不公了。
大汉百姓甚为淳朴，对皇帝陛下此等福泽万民的教化之举，已是极为感恩戴德，又让刘彻怒刷一波名望，在汉人眼中，其圣明仁德已远迈五帝，不逊三皇。